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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地MSM人群HIV防控之困

发布时间:2014-09-10

第20届世界艾滋病大会系列报道之二

第20届世界艾滋病大会联席主席、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生物医学研究所联合主任莎朗·列文(Sharon Lewin)在接受凤凰周刊采访时称,中国一些大城市男男性行为人群(MSM)的艾滋流行率高达20%左右。

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施贺德(也在会议期间发表文章称,中国在艾滋病防治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还可以继续努力,也必须继续努力保护高风险人群:在男男性行为人群,其感染率从2007年至今增长了三倍,从2%上涨至7%,有些城市甚至高达20%。施贺德告诉本刊记者,这些城市主要集中在中国西南地区。

“歧视”影响防艾进程

中国艾滋病病毒携带者联盟拥有一个覆盖全国的合作网络,根据该联盟各地的数据,在北京、成都等一些大城市的感染率一直在增加,其秘书处员工任少鹏认为,20%的感染率所言非虚。

北京市卫计委7月29日通报的2009-2013年近五年的疫情报告显示,对于一般人群而言,艾滋病感染率始终保持着较低水平,防治效果较为明显。但在MSM人群等高危人群中,近几年连续超过了5%的高流行水平。也有NGO人士认为,MSM人群的高感染率与高发现率有关。因为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草根组织被动员起来,大大提高了这个人群中的检测比例,从而使发现率比其他人群高。

内地《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试行)》、《教师资格条例》、《公安机关录用人民警察体检项目和标准》等一系列规章制度都对HIV感染者的就业有限制性规定,导致他们的就业空间被极大压缩。“这些歧视性的政策和法律使感染者不得不将自己隐藏起来,这既不利于他们自己的医疗,也不利于整体的艾滋病防控事业,增加了其他人感染的风险。”任少鹏说。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景军分析,目前中国艾滋病防控的一大障碍是检测力度不够,约2/3的HIV感染者从未接受检测,尚不知自己的感染状况,广泛存在的社会歧视正是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之一。“不消除在家庭内部、医院、用人单位对艾滋病的严重歧视,检测的人数就不可能上去。”景军说。

巨大的医疗歧视也影响着HIV感染者抗病毒药物的获取和依从性。任少鹏进一步解释说,“没有有效的抗病毒治疗,导致艾滋病的死亡率升高,且使大量感染者血浆病毒载量处于较高水平,也是导致艾滋病毒传播的重要原因。世界卫生组织早在2008年公布的研究成果中便强调,抗病毒治疗的普及是艾滋病防治的核心工作——只有良好的抗病毒治疗,才能很好保护感染者的生命健康并遏制疾病的传播。”

“去除‘污名化’和歧视性政策应该成为中国艾滋病防控的众多工作中应该优先考虑的重点,这样才能确保相关信息和服务能够真正深入到这一群体之中。”施贺德强调,这些人最易感染艾滋病毒,但却最难获得艾滋病毒预防、检测和治疗服务。

2014年7月11日,世界卫生组织发出警告说,由于未能向重点人群(男男性行为者、囚犯、注射毒品者、性工作者和变性人)提供适当的艾滋病毒防控服务,全球艾滋病防控工作进展受到影响。

促进社区为基础的HIV检测

施贺德认为,中国必须下更大力气,鼓励基于社区的组织参与抗击艾滋病的工作。“因为主要受累及人群中很多人不去常规医院,而社区组织可以填补检测治疗中的这一断层,但当前他们的参与度还不足,而且当前也没有让他们参与艾滋病应对工作的机制。”

目前,大陆地区开展的HIV自愿咨询检测大多发生在疾控部门和医疗机构,但繁琐的检测过程,漫长的等待时间,加上很多人担心个人信息被暴露,以及医疗机构工作人员对HIV感染者的歧视,导致中国大陆极低的HIV检测率。

相对于常规的酶联检测而言,快速检测的血样更容易采集,操作更为简便,一般在30分钟内即可获知检测结果,检测人员可以直观地判定和解释结果。尽管中国疾控中心最新发布的《全国艾滋病检测技术规范》允许在紧急情形下或在高发病率地区进行HIV快速检测,但由于《技术规范》对快速检测设置了很高的条件,草根组织很难获得这样的资质,实际上只有各地疾控中心和医疗机构才能达到《技术规范》的标准。

从理论上说草根组织能否开展快检在内地仍存争议,而实际工作中,已经有大量以社区为基础的草根组织为MSM人群提供快速检测服务。

然而北京同志服务中心执行主任郭子阳告诉记者,目前官方对草根的态度比较模糊:“既希望利用草根组织的优势和能力,又不太希望把资源都交给草根组织,很多地方的CDC(疾控中心)把自己当成草根组织的上级部门。其实双方都需要对方,需要通过平等的合作来开展工作,不然很难取得理想的效果。”

施贺德对本刊记者表示,“中国各地有很多优秀的基于社区的草根组织,他们不仅应该得到更为长期而稳定的资金支持,而且应该得到更好的政策支持。”

给予同性恋者家庭支持

MSM人群的高感染率并非中国特色,几乎各地的男男性行为者HIV感染率均居高不下,因此迫切需要实行新的预防方案。世界卫生组织首次强烈建议,男男性行为者除使用安全套以外,应考虑另一项预防HIV感染(暴露前预防)措施——服用抗逆转录病毒药物。据分析模型估算,在全球范围内,通过采取暴露前预防措施,可将男男性行为者艾滋病毒感染率降低20%-25%,10年内可在这一人群中避免100万人新感染艾滋病毒。

对此郭子阳有所顾虑,抗逆转录病毒药物在不同国家的质量不一,毒副作用也不相同,医疗和社会保障制度更是千差万别。“如果这几个方面的问题解决得比较好,可以采用这一预防措施。否则,可能会产生许多其他严重的社会问题。”

而民间组织“同性恋亲友会”执行主任阿强则认为,“目前我们的艾滋病防控策略是基于‘下半身’的,简言之就是‘安全套’,防艾策略迫切需要加入‘上半身’的思考。”

根据美国社会学专家卡琳·怀恩博士的研究成果:“如果你的孩子是同性恋者,而作为父母的你拒绝接受孩子的性倾向,那么,你的孩子感染艾滋病的可能性将提高三倍。”

怀恩经过10年调查,分析家庭态度如何影响同性恋青少年的人身安全,比较同性恋青少年的家庭背景和他们的艾滋病感染率、精神抑郁和自杀行为的关系,结果发现,生活在不受接纳的家庭中的同性恋青少年,和生活在受接纳的家庭的同性恋青少年相比,前者的自杀企图是后者的8.4倍,精神抑郁的几率是后者的5.9倍,吸毒、感染艾滋病的几率则是后者的3.4倍。

怀恩是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家庭接纳项目”主任,研究同性恋者的健康问题已有35年经验。当艾滋病刚在美国出现时,她就开展了早期社区艾滋病防治服务,并为美国议会和公众卫生部门撰写了第一本美国艾滋病政策的著作。怀恩建议,接受自己的孩子,可以让他们在一个安全的空间发展。相比之下,拒绝行为不仅会影响到孩子的心理健康,而且会进一步影响到孩子的生理健康。

如果一个孩子得不到认同,对自己生命价值的认同度也就会低,那么感染艾滋病等疾病的几率也就相应更大。因此怀恩提出:“家庭支持应该被视为一种有效的防艾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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